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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阳·党史人物||一身正气半壁书——革命者郭治澄

郭治澄,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在长期的地下工作中,他用笔墨纸作刀枪,坚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顽强地斗争。解放后,历任长江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副总编辑,武汉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兼总编辑及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85年10月28日因心脏病突发,在武汉不幸逝世,终年67岁。

郭治澄,原名郭积富,曾用名郭治臣、郭绍甫、郭石容、化名郭昌吉,笔名若虚。1918年2月23日出生于资阳县城关镇(今雁江区资溪街道)东大街一个小商家庭。父郭昌海、母胡玉瓶,在县城开小杂货铺营生。郭治澄弟兄姊妹共6人,他排行第三。

郭治澄7岁启蒙读私塾。1929年初,同二哥郭永江考入资阳县城弘文学校读书,1931年8月,考入资阳县立中学。他在校,除完成课堂学习外,常同郭永江去县立图书馆借阅各种书刊,刻苦钻研,关心时局。“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国家民族处于危亡关头。正在县中读书的郭治澄与同学们一起议论时局,痛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和郭永江、姜度3人在学校创办了《进步周刊》,组织同学投稿。他积极参加学校宣传队,上街宣传演讲,鼓动民众抗日。1934年,他参加了由郭永江、姜度等发动的反对“封建遗老”和不学无术的教员授课的斗争,3个月内赶走了7个误人子弟的国文教员。

1934年8月,郭治澄考入成都县立中学读高中,1937年8月考入四川大学法学院政治经济系。在课余时间,他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如邹韬奋编的《大众生活》《永生》《生活周刊》和北平、上海出版的其他救亡刊物,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波格达洛夫、布哈林、德波林等人的著作,思想进步很快。1936年11月,他由郭永江介绍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队部”(简称“民先”)。1938年6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任川大党总支直属青年小组组长、法学院支部书记。

郭治澄上大学期间,正是我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郭治澄进校不久,即任“民先”小队长。他通过交换进步书刊,交谈对时局的看法等方式,联系喻厚高(于北辰)、许延星等,正式成立“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宣传二大队”(简称“抗宣二大队”),推举喻厚高为大队长,孙丽华为副大队长,郭治澄负责宣传工作。他积极草拟宣传计划和宣传要点,办抗日壁报;在同学中组织小型读书会,阅读《群众周刊》《社会科学讲座》《政治经济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报;串连同学参加抗日进步团体“成都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和“星芒社”的活动;组织队员上街演讲、唱歌和演出抗日街头剧。1938年2月10日《新新新闻》报道了“抗宣二大队”到温江、郫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声势浩大,内容丰富多彩,为这些县份“抗战以来所未有”,在群众中“深留抗敌之印象”。

1938年3月,“川大抗敌后援会”被学校国民党CC系和复兴社分子篡夺领导权,蜕化为官办组织后,郭治澄同喻厚高、孙德甫商量,为适应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形势,决定将“抗宣二大队”改为“成都学生抗敌救亡宣传团”(简称“抗宣团”)。“抗宣团”成立后迅速发展壮大,川大成立了“抗宣一、二团”,成都的其他一些大学和中学也相继成立了“抗宣团”,一共发展到8个团。郭治澄在“抗宣一团”负责宣传工作。

1938年4月,全国学联在武汉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郭治澄以“成都学生抗敌救亡宣传团”的名义起草了贺电。电文提出:“希望贵会建议于政府者,一、请政府立即普遍实施战时教育;二、请政府明令取消会考制;三、请政府尽量救济失业之学生;四、请政府明令全国学校招收学生,减收学费以减轻学生之负担,增加学校内公费、免费名额,使寒苦者均有入学机会;五、请政府尽量开放民众运动;六、请政府派遣国民使节,励行国民外交;七、请政府肃清贪污,整顿保甲制度;八、请政府在一切服从抗日之下尽量改善人民生活;九、请政府严厉肃清汉奸及土匪。”当大会宣读此贺电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邓颖超在会见胡朝芝(川大学生)等四川学生代表时,对川大的学生运动予以赞誉。

1938年12月9日,由抗宣一团至五团发起,在川大皇城保育院礼堂举行全市学生“一二·九”3周年纪念大会。成都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局派出100多名军警和武装便衣冲进会场干涉,严令禁止集会,引起了与会学生的极大愤慨。郭治澄和抗宣团员们率领群众同军警头目进行说理斗争,冲破军警的多次阻挡,坚持开会,直到胜利结束。

1939年5月,学校当局组织“川大学生暑期农村服务团”。川大地下党组织通过“抗宣团”发动学生参加,并指派王大民、喻厚高、郭治澄组成党团,王大民任党团书记,基本上控制了服务团的工作方向。农村服务团于5月28日从成都出发,沿岷江南下。郭治澄负责宣传工作,沿途采取街头演讲、演剧、教唱抗日歌曲,指导当地办夜校识字班和组织青少年夏令营等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彩的抗日宣传活动。在青神县城,农村服务团组织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盛大火炬游行。由服务团员、夜校学生和夏令营成员数百人组成的游行队伍,高举火炬,迈着雄壮的步伐,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穿街越巷。一座小小的青神县城,出现人海翻腾的景象,盛况空前。

在抗日救亡斗争中,郭治澄用治澄、公明、工民、辛纳、辛白等笔名,在《四川日报》《金箭》《星芒三日刊》《新民报》《新新新闻旬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以犀利的笔锋揭露德、意、日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痛斥国民党政府腐败黑暗和消极抗日行径,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鼓动人民起来抗日救国,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妥协投降政策进行斗争。共产党员杜桴生主编的《四川日报》,聘请川大学生王大民、郭治澄、蒋汇泽编辑《政治与经济》副刊。在1937年11月1日的《金箭》第1卷第3期上,郭治澄以“公明”笔名发表《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一文,赞扬鲁迅“是领导着被压迫阶级的志士,作大众解放的急先锋”,指出“我们应当负起先生遗留给我们的任务去努力奋斗”。郭治澄在1938年7月写的《抗战一年来的国际动向》一文中,详细分析了国际形势,阐述了反侵略战争力量的加强,满怀信心地指出:“如果各民主国家能好好地为维护集体安全而努力,相机给侵略者以制裁,或许可以暂时维持世界和平,延缓战争时间的到来。不过,弱小民族的民族革命燃烧起战争的大火,几年的长期战争,谁能说不会预言世界新社会的到来呢?”1939年下半年起,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迫害川大的进步力量,形势发生急剧变化。郭治澄由于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于1940年5月被党组织调往宜宾工作。

郭治澄到达宜宾,始任中共宜宾城区工委书记。10月,任中共宜宾中心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青委书记。不久,在宜宾《芜湖晚报》担任经济版编辑,以此为社会职业掩护地下活动。郭治澄经常在经济版和副刊上发表散文、杂文和评论文章,抨击时政,揭露奸商囤积居奇、投机抬价等劣迹。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中央社”发布了所谓的“新四军叛国”电稿。郭治澄清楚地看出这是国民党阴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首先对新四军开刀。他对报社经理徐祥达(共产党员)说:“我们的报纸不应当参加反共宣传。我们可以用民营报纸对国共两党‘纠纷’保持‘超然’态度为由,拒不登载这类消息。”他在社内串连,抵制登载“中央社”的这条消息。国民党县党部向晚报施加压力,坚持要晚报补登。报社借口“消息已成了旧闻,就没有补登的必要。”国民党政府又委派“新闻检查处”处长到报社检查,报社仍然拖延,拒绝补登这条消息。

不几天,蒋介石在重庆扩大的总理纪念周会上,大肆宣讲所谓“新四军叛国事件”。《芜湖晚报》又把这条“重大新闻”扣压不登,这就更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县党部勒令晚报必须全文补登,态度十分强硬。当时,除重庆《新华日报》外,差不多的报纸都登了这条消息。在这种恶劣形势下,晚报社长几次反映压力太大顶不住了,主张补登一下应付过去。郭治澄提请中心县委讨论这个问题,县委决定坚持不能补登,即使国民党封闭这张报纸也在所不惜。社长找了几个报社骨干来讨论,郭治澄坚定地说:“我们民营报纸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保持民营报纸的特点,不应介入党派之间的斗争。而且事情已过去多日,再来补登,在新闻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最主要的还在于八路军、新四军是真心抗战的部队,而有些人不真心抗战,还专搞摩擦。如果我们登载这类消息,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给新四军这支英雄部队抹黑。”

郭治澄在报社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1年2月的一天晚上,国民党军委会战地报务团第六分团团长李四荣带领士兵到《芜湖晚报》社逮捕了郭治澄,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关押在宜宾专署党政军联合稽查处。郭治澄根据自己所了解的反审讯知识,沉着地编好对付敌人审讯的口供,并准备顶住敌人的任何刑罚,直到牺牲。同时,也要努力争取脱险的机会。

被捕后第5天,专署军事法庭对他进行秘密审讯,除军法官、书记员外,还有那个瘦骨嶙峋、老奸巨猾的李四荣在场。在审讯室,郭治澄以编造的一套口供应付敌人。由于敌人缺乏证据,军法官问来问去都没有结果。郭治澄抓住这个机会,面对审判席提高声调说:“我要求公审,公开宣判我无罪,立即释放我!”气得李四荣用拳头连连击桌,只好把郭治澄转囚于宜宾县监狱,同一般囚犯关在一个大牢内。

郭治澄在狱中,决心坚持长期斗争,保持革命气节,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曾作《戎州狱中》诗二首以明志。其一:“革命由来用血书,凛然大义志若初。科伦雄辩噤群竖,莱城宏辞屈独夫。誓换乾坤奋旗鼓,宁殉真理抛头颅。人民不死山河在,后笑终当有子胥。”

郭治澄在狱中积极地开展斗争。他了解到狱中难友多数是劳动人民,有许多是因吃冤枉官司而被抓进监狱的,就同他们谈心、交朋友,帮助难友写诉状,使一些人得到释放,博得了难友们的崇敬。狱官虐待囚犯、贪污菜金,使得囚犯们饭吃不饱,狱中疾病流行、经常死人。郭治澄分析了囚犯们的觉悟程度,认为联名控告易为大家接受,是当时狱中斗争的一个可行办法。于是,他同难友曾名修商量,由曾出面秘密联络各牢房,以全体囚犯200多人的名义写控告状,历数秦典狱官的十大罪状,分别寄国民政府、四川省政府、宜宾专署、宜宾县政府及一些报社。国民党政府怕此事闹大,被迫撤了秦典狱官的职。新派的典狱官答应囚犯们一律吃大米,每人每月领1包盐,每天早晨可以在狱中做早操,延长放风时间,每星期洗一次热水澡,每月理发一次等要求。囚犯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

狱卒头子江总管事和狱中犯人、袍哥大爷薛某在狱中作威作福,欺压囚犯。郭治澄同曾名修商量,想借机整治他们一下。一天,薛家派人送鸦片到狱中,当江总管事刚接鸦片过手时,曾名修上前一把抓住,又把薛的烟灯端出来,当众大声嚷叫:“大家看看,一个递鸦片,一个抽大烟,这叫什么改良监狱?”江总管事无言以对,当众丢丑。弄得那位姓薛的烟瘾发作,口吐白沫,狼狈不堪。事情闹大后,刑警队长赶来监狱开会,当众打了江总管事10个大板,宣布撤职。

1941年8月上旬,日本飞机狂轰滥炸四川,宜宾县城也警报频传。郭治澄同曾名修商议,决定趁敌机轰炸的混乱时机,带领难友越狱。机会终于到了,8月11日早晨,警报来得更早。郭治澄高声大吼:“投弹了!”曾名修接着大吼一声:“跑啊!”紧接着几声炸弹爆炸的巨响,同时伴有机枪子弹在监狱顶上飞过。顿时,狱内难友齐声怒吼:“打出去!打出去!”大家一起冲出了监狱。

郭治澄越狱后,受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他几经周折,历经险境,辗转于宜宾、成都、资阳、合江等地寻找党组织。1942年1月下旬到达重庆,终于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见到了原中共川康特委领导人于江震,接上了党组织关系。郭治澄向党组织倾诉了自己多年来的愿望:要求去延安,或是去新四军,或是去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他多么希望留在党的身边工作啊!可是,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党组织指示他“易地隐蔽,等待时机”。此后,他同爱人林霁霞(共产党员)一起去了接近抗日前线的湖南。他先后在湖南衡阳、耒阳、永兴等地中学当教师。他坚持向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进行爱国抗日的教育,使学生们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团结师生,同国民党党棍作斗争,同贪污行为作斗争,改善学生伙食;指导学生阅读进步文艺作品,联络爱好文艺的师生组织业余剧团,向群众公演曹禺、夏衍编写的进步话剧《北京人》和《水乡吟》;动员师生接济灾民和生活困难的群众。由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沿线先后被敌占领,学校时常搬迁,时停时办。郭治澄一家的经济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夫妇二人除供养一个孩子外,还要负担一起生活的弟弟郭俊成的读书费用。尽管他经济拮据,但见到梁广生老师一家七口比自己生活更困难时,好几次一领到薪水就全部送给了梁老师。他住在兰溪农村的一段时间里,夫妇俩无工作,仅靠不多的一点积蓄度日,仍收容了从衡阳逃难来的工友蒋伯仲和一个走投无路的川籍青年小李在家食宿。没有粮食吃,大家一起天天吃豆渣;他们没衣服穿,郭治澄就找自己的旧衣服给他们穿。生活了近一年,小李决心回老家四川,郭治澄因无钱给他作路费而心中不安,只好把仅有的30来斤大米给了他沿路换饭吃。姓蒋的那个工友一直在郭治澄家食住到日本投降后才回衡阳。郭治澄经常对爱人林霁霞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无论何时都要多为群众着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治澄在衡阳联中和道南中学教书。他利用讲授公民课的机会揭露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假和谈、真内战的实质,进行反独裁、反内战的教育,不少师生称赞他是一个正直进步的老师。他的一些进步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7年7月,他不得不离开湖南衡阳到上海。1948年5月在上海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同年8月,赴香港参加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学习班学习。10月,被派回武汉地下市委文化新闻工作组任组长。他以《华中经济通讯》社(党的地下据点)经理职务作掩护,在市委领导下,组织文化新闻界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宣传和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9年元旦,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妄图玩弄和谈阴谋,争取喘息时间,伺机卷土重来。郭治澄同《大刚报》《新湖北日报》等报社的共产党员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在报纸上及时而又巧妙地揭露蒋介石玩弄和谈骗局。《大刚报》《新湖北日报》以南京专电的形式刊登我党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和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全文。还先后刊登了新华社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国民党叛变的二十二年》和《和平协定草案》、广播评论《遏止破坏和平的阴谋》及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等重要文件和文章。利用《大刚报》《新湖北日报》等报纸宣传报道共产党的政策,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和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总崩溃的局面,对武汉人民进行形势和政策教育。

1949年1月26日,《大刚报》发表了“武汉警备司令陈明仁与白(崇禧)总司令意见相左,已失去自由”一则专电,目的在于揭露蒋介石嫡系与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引起了国民党武汉当局的愤怒。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令《大刚报》交出发稿记者和编辑,并公开检讨。郭治澄帮助报社采取软拖办法对付,一不交人,二不检讨。后来,国民党“华中剿总”情报宣传处又警告《大刚报》负责人说:“你们《大刚报》最近办得跟共产党的报纸差不多了。如果再这样办下去,那就干脆把你们送到共产党那边去好了!”面对敌人充满杀机的恐吓,《大刚报》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一面安排了应急措施,一面坚持与敌人周旋斗争。后来,敌人还来不及下手,武汉就解放了。

武汉解放前夕,郭治澄根据地下市委的指示,领导文化新闻单位开展反迁移、反破坏、保厂护社的斗争,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和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开展攻心战,准备城市接管,配合做好维持城市秩序等工作。同时,大量翻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政策、命令、文件以及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1949年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武汉市,《大刚报》《新湖北日报》的号外立即传遍了武汉大街小巷。

1949年5月底,郭治澄调中南局《长江日报》社,始任财经组长,后任经济部副主任。1952年中南局《长江日报》停刊后,郭治澄调武汉市《长江日报》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

武汉《长江日报》创办初期,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对党的办报方针、路线认识不尽一致,部分编辑、记者对“群众办报”这个根本问题认识不足。郭治澄认为改进报纸,首先应当改进报纸的群众工作。他在编委会上提出讨论,编委决定在全编辑部进行一次办报方针的教育。他代表编委作了“关于认真贯彻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的动员报告,然后开展了“为加强报纸的群众性而斗争”的大讨论。编委集中群众的意见,制定了《〈长江日报〉改进群众工作方案》,明确规定记者的主要任务是组织通讯员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完成自己的宣传报道任务。之后,通讯员工作开展得很有声势,在基层单位组织了通讯员小组,培养了工人通讯员,联系了一大批包括宣传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在内的新闻报道队伍,稿件大量增加,质量大幅提高。1954年《长江日报》对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工程作了虚夸的报道。郭治澄对当事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提经编委研究后,在编辑部进行了“坚持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教育。他在全社会进行动员,要求编辑、记者运用典型事例,举一反三,检查报道失实问题,并把它提高到无产阶级党性原则高度来认识,开展大讨论,由此吸取教训。这次教育持续1个多月,加深了编辑、记者对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的认识。学习结束,郭治澄(笔名石容)写了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公开检讨。这两次教育,把报社工作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武汉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厂、武汉重型机器厂等是50年代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郭治澄常同记者一起深入实地采访,具体组织报道,亲自撰写社论、评论文章和消息。1954年7月,武汉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整个城市处于洪水包围之中。省、市党政领导动员全市力量抗洪抢险。《长江日报》社全力以赴,派记者深入第一线连续报道。社长兼总编辑陆天虹在编辑部主持全面工作,郭治澄在防汛指挥部分管防汛报道。在汛情紧张的日子里,他不分昼夜地工作,经常连夜赶写社论,在水漫过膝的街道上奔走于防汛指挥部和编辑部之间。那段时间,《长江日报》天天发表评论或社论,多数是郭治澄所写。《长江日报》在战胜特大洪水斗争中发挥了“喉舌”的作用,受到了中央和省、市领导的表扬。郭治澄深入实际、身体力行的作风,也受到同志们的称赞。

郭治澄在报社工作期间,除积极支持业务骨干进人民大学新闻系和党校学习外,尤其重视在职培养。党组织坚持按制度认真上好党课、理论课和业务课,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言传身教。他主持编辑部会议或听汇报,总是认真听,详细记,广泛听取大家对组稿的意见。他对稿件的指导思想、结构、段落、开头、结尾等,常常提出中肯的见解。对编采人员撰写的社论或重大新闻稿,他逐段逐句修改,有的段落改得密密麻麻,能保留的尽量保留,然后交撰稿者抄写后发稿。郭治澄就这样为报社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新闻骨干。记者反映郭治澄是循循善诱的良师,这样的总编辑是很受记者的欢迎的。

1959年,在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长江日报》停刊。郭治澄同其他一些报社领导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下放到大悟县农村劳动。尽管遭到不公正的对待,环境艰苦,他仍然心胸开阔,处之泰然,敢讲真话,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当时高指标、瞎指挥风盛行,他不怕政治压力而予以抵制。他说:“高指标搞不得,像这样搞下去不行啊!”公社限令几天之内收割完小麦,他支持生产队按成熟度分批次收割。他对农民劳动艰辛和生活困苦深表同情,常自费为生病的农民购药送医,后又建议报社拨出一笔经费在大队建立起简易医疗站,为农民治病,深受农民欢迎。郭治澄感慨地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处境有顺逆,但只要肯关心别人,为人民做好事,总会问心无愧的啊!”

1960年冬,郭治澄刚从农村下放劳动回来(当时还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武汉市委决定由他负责筹办《武汉晚报》。他不计名利,不计恩怨,继续默默地工作和奋斗。《武汉晚报》于1961年5月与武汉人民见面了。是月,郭治澄任《武汉晚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兼总编辑。

在武汉市委的领导下,郭治澄在继承发扬《长江日报》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基础上,摸索晚报的独特风格。1964年,郭治澄组织报社党委和编辑部人员,总结晚报3年来的工作,形成了《武汉晚报关于当前报纸工作的意见(草案)》。“草案”明确提出报纸要担负起指导思想、指导工作、指导生活的任务。强调晚报要面向城市,面向基层,面向群众;要指导生活,移风易俗,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要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和生活等多方面给群众以知识,吸引群众阅读,使晚报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报纸,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和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要办得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有趣味性,引人入胜。之后,《武汉晚报》办出了新的风格,深受读者欢迎。

当时,形而上学猖獗。郭治澄作为晚报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同意宣传上搞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的做法。他认为不应当提“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不应当搞“学习竞赛”,更不应当搞学习上的“群众运动”和追求数字与形式。他不赞成把一切成就都标成“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立竿见影”的提法。他认为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是解决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反对把毛泽东著作断章取义地摘引和运用,认为主要靠“语录”来写文章,完全窒息了理论方面的创造性。作为“文化大革命”序幕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郭治澄认为是争鸣文章,没有必要转载。到后来全国除《湖南日报》外各报都转载了,才同意摘要刊载,这在当时是罕见的。

“文化大革命”中,《武汉晚报》被“造反派”夺权而停刊。郭治澄被横加种种罪名,经受了无数次大会、小会的批判和斗争。他早就患有高血压心脏病,随时有发病的危险。在那是非黑白颠倒的岁月里,他却十分坦然,夫妻俩被挂黑牌游街时,他由于身体虚弱,大汗淋漓,回家后照样吃饭聊天。他常说:“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的。总有一天党会把一切问题搞清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1972年,《长江日报》复刊,报社内要求郭治澄出来办报的呼声很高。同年3月,他担任《长江日报》社党委副书记、副社长。他一如既往地勤奋学习和工作。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郭治澄焕发了革命青春,常常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工作十分繁忙,但稍有空隙就读书学习。他说:“读书能丰富知识,开阔视野,是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也是艺术享受。”他学识渊博,文思敏捷,平时积累的材料丰富,写作范围广泛,除社论、专论外,还撰写重要的消息报道、剧评、杂文、杂感等等。他应湖北、天津等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作出版了国际问题和思想评论的单行本。他是报社内写文章最多的人之一,被群众誉为“办报的行家”。

郭治澄廉洁奉公,平易近人,待人宽厚,对职工的政治、思想、业务和生活关怀备至。历次选调来报社工作的大学生,他常同他们谈心。家在外地的报社职工中,有的春节不能回家团聚,在武汉又无亲戚,他就安排报社办公室将他们一一分到领导干部家过年,以免他们有孤独感。他对职工婚姻、家庭方面的困难,也尽力帮助解决。一位报社印刷工人,不慎被机器压断手指,他亲自到医院找医术高超的医生做手术,使这位工人的手指恢复了功能。一位干部家属惨遭车祸,生命垂危,郭治澄亲自去医院嘱托医生及时精心抢救,挽救了这位干部家属的生命。1984年,报社修建3幢宿舍,102户职工搬进了新居。郭治澄到新宿舍逐户看望职工,并欣慰地说:“我虽然未住上新居,但看到我们的一些记者能住上新房,我同样非常高兴!”

1978年5月,郭治澄任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新闻和理论方面的工作。

他在武汉新闻界是知名的,对新闻理论有一定研究,在全国也有一定知名度。到市委宣传部后,《长江日报》发表的重要社论和重要文章,常送他审改把关,他有时还亲自写社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郭治澄积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迅即组织报纸发表了一批有一定水平和分量的文章,如李传时、江南和何昌善的系列文章,在武汉和北京都有一定的反响。《长江日报》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展得早,旗帜鲜明,在全国理论工作会议上受到了中央领导的表扬。

郭治澄虽然调离了报社,但对报社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十分关心,积极支持。不仅要求报社对原错划的右派及其他冤假错案,予以坚决纠正,还竭力主张将其中一部分有真才实学和过去非正常调出而又有专长的老编辑、老记者调回报社,加强了报社工作。记者王德中1955年春因发表论中南工业布局的文章,1956年被政法部门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1979年春要求平反。郭治澄接待后,派人去省法院、省检察院联系,为王转递申诉材料。有人说,此案是上级交办的,翻不了案。郭治澄听后说:“只要是冤案,不管是谁指令办的,都应该平反。”郭以后又亲自向省委书记王群反映。几经周折,王德中的冤案终于在1984年依法彻底平反。

为使《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开拓前进,郭治澄倡议加强新闻理论研究工作,支持建立《长江日报》新闻研究室和武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学会。支持创办《文化报》及其他几种专业性报纸,支持创办武汉市电视台。为使社会科学适应四化建设的新要求,为武汉建设事业的战略决策和全面改革提供咨询服务,从1979年起,他同市委宣传部几位领导同志积极倡议筹建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和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得到市委领导同志的支持,这两个机构先后于1983年3月和12月成立。1980年开始,他兼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对史志编纂规划、指导思想和篇目等,多有创见。

郭治澄为党的新闻事业奋斗了大半生,长期从事紧张的脑力劳动,积劳成疾,加上“文化大革命”中的折磨和冲击,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1982年,市委考虑到他年老多病,决定他从宣传部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市委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些好友也曾劝他好好休息养病,不要再另外担任什么实际职务了。而他却主动承担了党史工作任务,任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副主任。他说:“我是1971年经医生抢救下来的,是幸存者!现在受市委委托担负党史工作,决心当一名过河卒子,有进无退,拼命向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为了做好党史工作,他从1982年起先后发表了《地方党史与改革》《关于建国以后党史编研工作的意见》等多篇文章和讲话,指出党史工作者要深刻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必须进行改革的基本观点、理论和政策,要以此总揽全局,编写出可供经济体制和其他各方面改革借鉴的地方党史。他还多次强调史志并举、建国前后工作并举的主张,努力开拓党史工作新局面。他提倡专门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协作。他除了抓好市党史专门机构编研人员配备并进行业务培训提高外,还支持组织各部门和县、区、局共同进行建国后党史资料征编工作,举办全市党史培训班和业务讲座,提高党史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他亲自主持大专院校党史专业人员会议,议定协作题目和编研人员,并付诸实施,聘请一些老同志参加党史征编工作,有的担任特约征编员、业余编辑和校对,取得了成果。他不顾医生和老伴的劝阻,多次风尘仆仆地到外地抢救“活资料”。1983年6月,他抱病带领4位同志赴山西太原,访问原武汉市委领导人王克文。1984年初,郭治澄生病刚出院,顾不上休息,带领2位同志赴北京参加南方局资料专题座谈会。他利用这个机会,抓紧时间访问了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童小鹏、谢筱乃等领导和有关专业人员,一起商谈这段历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1985年4月中旬,郭治澄从成都参加“民先”史料座谈会后赶回武汉,立即筹备召开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党史资料征编协作会议。6月份,召开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武汉市委斗争史料审定会。他广泛接触老同志,会上参加讨论,会下个别交谈,沟通思想,统一认识。同年10月,他带领几位同志到城区6个单位了解情况,连续3天中午也不休息,回家后又赶写材料,为召开全市党史工作会议作准备。

自1982年负责党史工作以来,郭治澄亲自审阅修改稿件和其他材料达100篇以上,多数文稿都要看二至三遍,与执笔者促膝交谈、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他尽管工作繁忙,仍然抽空写出许多卓有见地的论文和革命回忆录。他先后撰写了《炼狱六月》《三次找党》《天亮前后》和《回顾武汉晚报》等10篇革命回忆录,撰写了《地方党史与改革》《重视新闻史志的借鉴作用和教育作用》《党在白区工作中唯一正确的方针》和《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发展》等8篇论文。这些论文和回忆录,多数已在报刊上发表。他精心撰写的《党在白区工作中唯一正确的方针》一文,深刻地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十六字方针,及其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运用和发展,正确地评价了它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此文发表后被公认为是一篇水平较高的文章。此外,他还发表了10多首抒发革命情怀的诗词。

晚年,郭治澄还任湖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学会副会长,武汉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新闻学会顾问,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务,在多方面都作出一定贡献。

郭治澄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工作,无私奉献。1981年,市里分给他的新居,他让给了市委党史办公室作办公用房,自己仍然住在1955年报社分给他的旧楼里。他曾说:“我一生愿望得到一间书房,有一个安静的学习和写作环境。”可是,他这个愿望并未实现。他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不要有任何特殊要求,鼓励子女们个人努力学习,自立成才,不能依赖父母取得优越的工作岗位和职务。他的3个大孩子,都是经过自己努力学习而成为大学毕业生、研究生的;小的2个孩子因“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农村当知青,连初中也未读完,后经自学成为电视大学毕业生。郭治澄家庭生活俭朴,家具陈旧,唯一财产是“半壁图书”。

1985年10月28日,因心脏病突发,郭治澄在武汉不幸逝世,终年67岁。郭治澄逝世后,遵照他的遗愿,丧事从简。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史料座谈会上,号召全国党史工作者学习郭治澄为党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史工作者向郭治澄学习。武汉一些报刊报道了他逝世的消息,刊登了挽诗和挽联。其中有诗一首:“荡荡胸怀浅浅居,文章若剑意若虚。何事最足传当世,一身正气半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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