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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红船:“90后”与“00后”的梦想启航

浙江嘉兴,停靠在嘉兴南湖岸边的红船。

1921年8月初的一个清晨,天初亮,王会悟就匆匆赶往上海北站。她要赶7点35分去嘉兴的早班快车。去嘉兴继续开会的主意是她出的,这一番旅程,她得负起责任,为身后十几个同志和外国客人安排好一切。

随后,中共“一大”的代表们也赶赴嘉兴,只见“鹤鸣夫人在站等候,率我们上船”。鹤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王会悟是他的新婚妻子。

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的一艘画舫上顺利闭幕。23岁的王会悟是这一众人当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唯一的非与会代表。她扮作南湖上的船娘,守在前舱,为代表们放哨。

王会悟

38年后,王会悟已经想不起会议日期等细节,但对南湖上画舫、船只数目,其他画舫主人,当时在做什么,依然历历在目。她还记得“这天是阴天,不大有太阳”,但对于中国,这天却是光明的启航。

“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

1920年春夏之际,陈独秀等进步青年,在上海发起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下简称上海小组)。到1921年5月,全国已有7个共产主义小组。不过,全国党员总人数加起来都还不到60人。

1920年11月,陈独秀应邀前往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将上海小组的领导任务交给刚满30岁的李达代理。

陈独秀走后半年,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上海。李达回忆:“六月初旬,马林和尼科洛夫(尼科尔斯基)由第三国际派到上海来,和我们接谈了以后,他们建议我们应当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我发信给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二人到上海开会……”

1921年6月中旬,上海小组秘密发信到各地,预备着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中共“一大”)。

根据马林1921年7月9日向共产国际发出的报告,上海小组将大会会期定于7月底。短短一个月时间,要召集6个地方的代表,筹备大会决议等各项事宜,时间上很仓促。两名重要的建党发起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均因事务繁忙,未能前往上海赴会。

7月下旬,各地代表共13名,分批抵达上海。这是一群极年轻的知识分子,除了董必武(1886年生)与何叔衡(1876年生),其他人都是“90后”与“00后”。

上海小组人手有限,在李达张罗会务的同时,部分后勤工作就由他的新婚妻子王会悟承担下来。

王会悟比李达小8岁。认识李达以前,王会悟就在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秘书。1920年下半年,王会悟和李达在陈独秀家举办了婚礼。同年,她加入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据王会悟回忆,中共“一大”召开的地点和外地代表的住宿,都由她具体安排。大会于7月23日开幕,原定议程为7天。

7月30日晚,中共一大代表和两位外国代表正准备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遭到巡捕房的搜查。会议议程被迫中断。

位于上海市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外景。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据王会悟回忆,会议至少中断了两天,代表们商议更换地点,再用一天的时间,将会议结束。由于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既然对外称是暑期旅行团,代表们商议就继续以“游览的姿态”来作掩护。

王会悟提出不如去离乌镇不远的嘉兴。嘉兴有一个南湖,“游人少,好隐蔽,(我)就建议到南湖去包一个画舫,在湖中开会。”嘉兴正好处于上海到杭州之间,只要两个半小时的车程,代表们都同意了。

湖烟湖雨荡湖波

嘉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内河道纵横,京杭运河穿城而过。新中国成立以前,嘉兴的公路网不完备,水运是客货运输的主要方式。嘉兴也是浙江南北通航的要道,水路往南可去杭州,东达上海,北通湖州,在浙江的通航里程名列第一。

20世纪30年代,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人金九,曾在嘉兴避难半年有余。他在回忆录中记载,几乎每天都乘船游湖,或沿运河游走,以躲避日军的搜捕。

嘉兴的南湖旧称鸳鸯湖,整个湖域由东南湖与西南湖两部分组成,如鸳鸯交颈。虽然不如西湖、玄武湖名声在外,但也是江南名湖之一。乾隆六次下江南,都在此湖驻足小憩。

作为钱塘六百里的一部分,南湖也少不了华丽的画舫。南湖画舫,俗称丝网船,源自无锡,清末在嘉兴十分流行,多时湖面聚集有数十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湖画舫仍是江南骚客所喜爱的游览项目,由于离上海很近,常有沪上名流到南湖包画舫游玩。上海《社会日报》主编陈灵犀就曾于1935年前后,到南湖坐画舫游玩。

据他记录,南湖大画舫费用不便宜,租一天要30元,相当于当时上海普通编辑一个月的收入,“这画舫……可容纳三四十人,有炕床,有藤榻,用朱漆髹得焕然一新,还雕刻着许多古代人物,涂作金黄色。”

陈灵犀表示,坐画舫需要提前预订。因此,中共“一大”闭幕会当天,王会悟虽赶早班火车到嘉兴,却没订到想要的大画舫。

这是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新增的还原中共一大召开场景的雕塑群像(2016年6月22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租到一艘中型画舫,租金8元”

王会悟去嘉兴的时间,史学界目前还没有定论。中共“一大”虽然是宣布建党的重要大会,但并没有留下一份中文文件。据一大代表陈公博记述,法国巡捕房搜查后,他被跟踪,回旅馆就将所有文件付之一炬。

34岁的董必武作为武汉代表之一出席了“一大”。半个世纪以后,1971年,他曾回忆道:“一大没有任何文件……他(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

但王会悟一直记得,休会以后“隔了两天”,才去嘉兴,也就是1921年8月2日。王会悟从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曾反复接受采访,回忆中共“一大”闭幕的过程,这期间她一直坚持“相隔两天”的说法。

当天,王会悟没能订到大画舫,只租到一艘中型画舫,租金8元,包餐食。不过即便是中型画舫也很宽敞,里舱能摆下一张大八仙桌,十几个人聚会绰绰有余。末了,她还不忘借了一副麻将。据无锡老船工杨荣林回忆,20世纪20年代,客人们租画舫常常为了打麻将,“灯船(画舫)的优点是静……在浩渺的水面上叉叉麻将,不会受干扰。”

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等几名代表先到,王会悟带他们先到湖上转了一圈,“目的是观察船停靠的位置。”画舫体积大,不易四处游走,一般行到湖中后,就会找地方停下来。

据陈灵犀的记录,南湖的画舫周围,总是围着十几艘“赤膊”小船或小蓬船,如果要游湖,就要坐小船。1964年,董必武回南湖视察时,也曾提到当时开会,雇有两条船。当时嘉兴县委宣传部调查认为,可能是画舫自备用来接送客人的“拖梢船”。

余下的代表们约莫在上午11点左右,陆续抵达画舫。有4个人没能出席,分别是李汉俊、陈公博以及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嘉兴当时也只是一个小县城,两位国际友人在城里行走太过显眼。李汉俊、陈公博是巡捕房搜查时唯一在场的两名代表,因被密探盯梢,无法到场。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

会议开始以后,唯一的非代表王会悟便装成船娘,到前舱盯梢。

嘉兴的船娘很有名。据1936年嘉兴地方志记载,“清末民初时,南湖船娘之风最盛”。据1936年《申报》的文章,到南湖来游览,总要一睹船娘的风采。尤其是夏天,这是船娘们一年中生意最好的时候,湖上游船,极少没有船娘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会悟还换上了白夏布斜襟短衫和黑丝绸裙子。据陈灵犀和1937年《申报》的记录,黑白分明的打扮,是当时南湖船娘的“职业装”。

这身装扮对王会悟来说,是绝佳的掩护。一有风吹草动,她便敲打舱门。中午开餐,她也没有进里舱,饭也不吃,坐在前舱观望。

上午会议开始后,曾下起一阵雨,湖面上游人散去不少,代表们也更安心地开会。但到了下午,湖面上的游船多了起来。可能是精神高度集中,以至于38年后,王会悟回忆起当天湖面上的情况,依然记忆犹新。

有一艘汽艇开进湖中,引起王会悟的警惕,令代表们临时休会。20世纪20年代,游艇还不普及。游艇的拥有者,常常是政府官员、军阀一类的人物。待后来查清该汽艇是私人所有,大家才放下心来继续开会。

据王会悟和“一大”代表包惠僧回忆,会议在上海中断以后,大家都比较焦虑。因此,代表们都盼望能在南湖早点结束会议,“大家的发言也精简了许多。”会议在傍晚时分顺利闭幕。这时候,“到处留声机唱京戏,湖中已热闹非常。”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乘着这江南画卷,梦想起航。(记者 何晞宇)

浙江省嘉兴市,人们在参观、瞻仰嘉兴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的纪念船(南湖红船、南湖革命纪念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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